撰文／朱英豪
编辑／张云亭 美编／车玲玲 图片／朱英豪
9月初，获得本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发言时话锋一转，突然从英语转成了母语西班牙语。
“这部电影（指《隔壁房间》）是关于帮助他人的，这是唯一可以拯救我们的事情，关于向他人张开双臂。就像那些来到我的国家西班牙的孩子一样，政府派出海军阻止他们进入我们的国家，这太疯狂、太不公平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只听到仇恨言论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应该与之抗争。”
阿莫多瓦指的是7月初的一次西班牙政府动议。7月的西班牙，还有另一则新闻吸引旅行者的关注：在巴塞罗那，两个戴着墨镜的当地女孩用水枪射击了街上的游客。很多人上街游行，希望游客离开西班牙。这张图片在网上疯传。最近几年，特别是疫情结束之后，巴塞罗那的本地居民实在无法忍受游客暴增带来的房屋租金暴涨（大约上涨了60%）、街头拥挤以及无法使用公共设施等问题，决定对游客“动粗”。
这听起来，似乎同样“太疯狂了、太不公平了”。其实，早在疫情前的2017年、2018年，当时很多全球知名城市和景点，无论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威尼斯，还是玛雅湾、马丘比丘、伊维萨岛，都因为汹涌而至的游客狂潮而不堪重负，纷纷出台了诸如禁止加盖新酒店、给非法租户断水、收取旅游税、关闭修复生态，甚至取消闹市区的快餐点等措施，以减轻旅游带来的压力。2018年，overtourism（过度旅游）被牛津词典收录为当年的年度词汇。
这个刚过去的夏天，很多美国人来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旅游。这种盛况让人想起歌德时代的欧洲大壮游，只不过当年的北欧英国新教徒换成了大洋彼岸的五月花后人。日本的旅游业也因为日元贬值创历史新高，奈良人甚至开始担心野鹿的安全。
作为老牌旅游国西班牙的著名旅游城市，巴塞罗那最主要的矛盾是游客过多。2024年，这里的160万居民将努力接待3200万游客，是2019年的一倍。
大城市尚且还有消化的空间，如果是一个小岛呢？
巴塞罗那郊区的山上有一个热门景点——西班牙内战期间为了对抗空袭建造的卡梅尔掩体。1936年，意大利空军从马略岛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轰炸巴塞罗那，架设在这里的大炮被用来对付敌机的进攻。2024年，每天有400架次坐满游客的瑞安廉价航空的班机在马略卡岛降落，掩体的功能还在发挥作用——有人用巨大的英文字体在上面涂鸦：TOURISTS
GO HOME（游客回家去）。
能想象吗，一天有400架次飞机在一个小岛上起降。
以旅行团为代表的现代旅游业是一个很年轻的行业，它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和当时的新技术——可以实现大规模运输的铁路蒸汽船等设施——以及一个叫托马斯·库克的传教士联系在一起。库克是组团旅游的鼻祖，他的第一单生意，是1841年带领一个570人的戒酒会成员团体从一个地方坐火车旅行12英里到另一个地方参加活动，每人只需花费一先令（相当于今天的3英镑）——他希望借助这项娱乐来减少人们对酒精的依赖。当今天我们在全球各地看到烂醉如泥的旅行者，也许应该想一想这位旅行业的老祖宗当年的苦衷。但他如果活到现在，估计也无法理解，现在的中国人的组团游是如何做到“39.9元玩四天”的。
对游客“入侵”的反抗，几乎与旅游业的兴起同时发生。过度旅游的萌芽，就是从抵制旅行团的入侵开始的。2019年，布莱顿大学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布莱顿海滩正受到过度旅游的威胁，只因为有太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研究旅游业历史的学者看来，过度旅游的发源地，正是这个英国东南部的著名海滩。
如果将来海南为自己的旅游业建一个历史博物馆，会不会有档案记录下早年那些游客和当地渔民的真实心声？往往前者留下记录的可能性会大于后者。正如我们今天听到更多的是来自游客的投诉和抱怨，1820年的布莱顿海滩，一位名叫佩尔格林·菲利普斯（Peregrine
Phillips）的游客在日记中写道，渔民对游客“只有蔑视”。当时，随着布莱顿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一些冲着该镇“新度假胜地”定位投资的人开始将渔民视为一种不便。有人抱怨，“遍布海滨的渔网阻碍了供游客行走的海滨长廊”。
矛盾的爆发，集中在那些伦敦客可以坐火车当天抵达布莱顿的时刻。在今天的中国，一个高铁站的开通能迅速带动一个地方的旅游经济，人们会敲锣打鼓欢迎它的到来。我们早就忘了，曾经因为害怕破坏风水，从北京到地方竟然都有过拆掉新修的铁路、抵制修铁路的运动。事实上，差不多与此同时或者早几十年，英国一些乡村也曾发起抗议铁路铺到家门口的运动，他们主要是害怕当地的景观因此被改变。著名湖区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就曾带头支持抵制1840年代初规划的肯德尔和温德米尔铁路，以致这条铁路过一百年之后才得以开通。
同样是湖区居民，学习艺术史的人都很熟悉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也在40年后反对将铁路进一步延伸至安布尔赛德，将其描述为“毁坏公物”。他写道：“愚蠢的现代游客成群结队从车厢里出来，任由自己像是被从麻袋里掏空一样”。
海滩向来是旅游业各方厮杀的主战场。1980年代，马格南摄影师马丁·帕曾用相机打扫过这片狼藉的战场。其成名作《最后的度假地》，反映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人所面临的经济衰退生活。很多照片摄于老布莱顿海滩和北方利物浦老工业区的新布莱顿海滩。
显然，华兹华斯和罗斯金的反抗在今天看来是徒劳的。铁路之后，助推旅游业的还有廉价航空，以及最近10年才兴起的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闲置房间和车辆出租给游客使用的共享经济平台。所有这些，都让旅游业变得更加物美价廉，出国游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和知名的老库克旅游公司一样，Airbnb在中国没能熬过疫情。但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外旅行者，过去十余年里，在出国旅行的每一天都享受着这些平台给自己带来的便利。
所以，当Airbnb在疫情期间宣布停止在中国的民宿业务时，我不禁翻出自己过往的订单，聊表缅怀之情。我的第一笔订单发生在10年前的阿姆斯特丹，那栋建筑很符合现在政府应对“过度旅游”的政策——它位于距离阿姆斯特丹半小时公交车程的市郊，是一栋非常柯布西耶风格的大型廉租公寓楼。
很多订单都会唤起美好的回忆。在法国，我住在一个越南裔的时装设计师家里。当时正好是阿尔勒摄影节期间，我们一起看展，聊了很多摄影的话题。在柏林，我的另外两个同屋分别是模特和摩托车头盔设计师，我们一起去米特区喝酒聊天。在德国魏玛，主人Maria驱车带我去附近一座山上看露天电影。在摩洛哥，我报名参加他们的当地烹饪书法体验团，在阿特拉斯山脉里转悠。有很多的美好回忆，都是因为在这个平台。它们的口号是生活得像当地人。是的，当你和当地人一起生活时，是这样的。
但的确，我也有过几次异样的经历。下完单，系统给我留言时会告诉我主人不在，全程都是自助。这些房源不过是被投资人买下来做旅馆短租生意的，主人才没空和你聊天，而且很多都不是当地人，它偏离了host在我们旅行者心目中的美好印象。在纽约、阿姆斯特丹和明斯克，我就遇到了类似这种情况。当然，房东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在信箱里，他会多叮嘱几句。比如当有人问到你是不是通过Airbnb订了房子，你要学会撒谎。回家的时候，尽量不要在高峰时段，诸如此类。部分房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经收到了邻居们的投诉。
后来我才意识到，柏林在我离开后的第二年（2014年）就把Airbnb给禁了。可能发现一刀切并非好事，2018年他们重新允许其使用，但作了严格而合理的规定，比如“房东必须获得房主的许可才能出租其房产，以及房东必须确保出租房屋是其主要住所，而非商用房产”。相比之下，纽约市2023年出台的法规在我看来过于苛刻。新规要求新订立的租期必须在30天以上，这基本上拒绝了那些没太多预算又想在纽约短期逗留的游客。可如果和巴塞罗那相比，纽约还是相形见绌了。后者准备在2028年之前，全面禁止包括Airbnb之内的短租平台。
茨威格说，19世纪的人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人类的道德同样迅速提升。从库克时代距今，快200年过去了，我们的旅行习惯似乎在往越来越“愚蠢”的方向进化。对于一大部分游客来说，只要能去网红旅游点打卡、美美吃上一顿，在拍照位（是的，连拍照都不需要动脑）拍几张美照发到社交网络，可能就很满足了。除了事务性的交道，人们很少会和当地人互动，更别提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也难怪，如果一个生活受到侵扰的当地居民，其工作不依赖旅游业，自然会对这些闯入者生出一些抵触的情绪。
2013年夏天，当我在摩洛哥菲斯参加灵魂音乐节时，身边坐着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中年荷兰女性。没聊几句，她就很坦白地告诉我，自己不堪游客之扰，为了躲避国内旅游高峰的人流她才来了摩洛哥。和那些从北非逃往西班牙的难民相比，她成了从欧洲逃过来的过度旅游“难民”。但我们都没想到的是，10年过去，今天的菲斯也快成了和马拉喀什一样的网红打卡点了。
游客打扰当地人生活的类似案例，在国内其实也时有所闻，只是更多时候被游客投诉的声音掩盖罢了。早在2017年，北京就有著名的什刹海酒吧街用驻唱吸引游客，住户不堪其扰报警。上海人的做法更加直接，让人想起前面提到的巴塞罗那人。2013年3月一个阴冷的夜晚，上海老法租界的永康路上，有愤怒的住户因为无法忍受外国醉汉在街上声浪过大，向他们泼水抗议。此消息一出，国内外传媒都进行了报道。
噪音扰民只不过是显性的问题，更大的危害，是在短视的地方政府和一味逐利的商家的合力“打造”下，很多社区毫无尊严地迎合一些游客的低级趣味，丧失秉持多年的传统生活，也丢掉了自己的历史。事实会证明，这种人为制造的爆款会在一夜间爆红，也容易被人遗忘。疫情期间蹿红的成都玉林西路因为声音扰民，受到一位余姓居民的投诉。她给问政四川的留言发人深省：玉林西路是有时间和文化沉淀的。这里住宅密集，是成都最老的社区之一，有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生活情调和气息。如果任其发展，最后失去本真，就变成了另一个地方。
一年前，我有机会在亚丁逗留，采访过一位当地藏族女孩。这位马上大学毕业的女孩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导游。后来得知，她的爷爷在村里开商店卖当地土特产，妈妈和叔叔在景区马队里当向导，负责为上山的游客牵马，爸爸在家里开民宿。从经济角度上，这家人是幸运的，受益于旅游经济，足不出户就能挣到不错的收入。但从另一个层面看，这是一个完全被现代旅游业塑形的家庭。神山风貌一直吸引着很多游客前往，但山脚下的亚丁村现在已经完全蜕变成了旅游小镇。崭新的酒店餐馆林立，但你几乎找不到这个村子过去的痕迹。女孩和我讲的个人经历，几乎都和旅游业相关，她感叹自己小时候还能在雪山脚下的溪水里自由地玩耍，现在连这个自由也被剥夺了——这片区域已经被划为景区的一部分。
过度旅游现象的出现，值得人们反思。在游客和当地人之间，我们应该怎样平衡？除了这两者，我们也应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复杂结果。更多时候，它是制度安排和管理缺位造成的。
在一次有关过度旅游的讨论中，有位学者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称为游客，都觉得自己是旅行者。
近几年在国内旅游时我也有类似的观察。暑假期间，由于很多孩子入场，在各大博物馆我都有过非常不舒服的体验，甚至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能遇到成群的孩子在展厅里嬉闹追打。多次观察以及聊天之后，我感觉除了孩子本身的问题，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家长和馆方的放任与监管不力，最后导致大家对类似现象麻木不仁。
法国有媒体感叹“每年夏天周六拥堵在高速公路上的工薪阶层，那些一到春天就决定带孩子去参观圣米歇尔山的普通人，成了坏游客和多余的人”，认为这是“阶级蔑视的表现”。我们也得反思今年夏天上海迪士尼乐园里的厕所排队女子下跪事件，更大的责任到底是在女子一方还是园方？
记得今年暑期，我又一次参观某知名博物馆，发现工作人员为了提高效率，在清场的时候通过高音喇叭喊话，在展厅门口不断地催促游人。听了良久，我忍不住上前说出我的困惑，表示在这样一个展示几千年文明的庄严场所，作为馆方自己怎么可以如此不尊重文物和来访者。对方听明白后，表示接受我的建议。因为没看完，第二天我又来馆参观。临近闭馆时间我走出展厅，恰巧听到有工作人员在步话机里对同事说：清场时，领导要求大家说话尽量小声。而且我留意到，那位前一日在门口使用高音喇叭的工作人员不见了！
拯救过度旅行，或许就得从这些小事开始吧。阿莫多瓦说得对，这在于我们是否向他人张开双臂。
朱英豪
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现居北京。前媒体人，自由摄影师，旅行专栏作者。多次探访中东国家，摄影作品屡次在国内外摄影节展出。长期以来关注中东文化艺术、中外交通交往和食物考古。近两年重走李希霍芬150年前中国考察之路，追寻近代中国乡镇风土变迁。
